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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饶事件最新视觉报道_高饶集团领导班子(2024年12月全程跟踪)

内容来源：我赢网所属栏目：热点更新日期：2024-11-28

高饶事件

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一）高饶事件「历史有时候是故事超话」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的微博视频

目录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对新中国的评价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二）对新中国决定性影响的几点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三/四）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建立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五）外交对苏联“一边倒” 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六）经济政策与土改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七）“教育”民主人士城市“初步改造” 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八）镇反运动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九）抗美援朝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关于新民主义的争议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一）高饶事件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二）苏联式社会主义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三）知识分子改造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四）思想文化界事件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五）全国性整肃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转折点都承载着无数的故事与教训。上世纪中叶，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一场风波——高饶事件，便是其中引人深思的一页。高岗，这位出身贫寒、历经战火洗礼的革命者，曾是毛主席眼中颇具草莽气息与能力的将领。然而，随着地位的攀升，高岗内心的欲望与野心也逐渐膨胀，最终走上了背叛党和人民的不归路。时间回溯至重庆谈判之后，当毛主席得知众多高级干部纷纷前往东北，心中虽有不满，但并未过多言辞。唯独高岗的离开，让毛主席罕见地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他看来，西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仍有诸多事务待办，而高岗却选择离开，去追求所谓的“大城市生活”，这种逃避困难、追求安逸的态度，让毛主席深感失望。然而，高岗的堕落之路并未就此止步。在东北，他与苏联方面的接触日益频繁，甚至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失去了应有的界限。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表明高岗曾提出过将东北变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荒谬言论，但他与苏联官员的密切交往，以及不经意间泄露的党内机密，无疑为他的政治生涯埋下了隐患。斯大林曾将高岗视为获取中国党内情报的重要渠道，但这份“友谊”最终却成了高岗的催命符。斯大林将高岗与苏联官员的谈话内容转交给毛主席，彻底揭露了高岗的“里通外国”行为。这一事件，不仅让高岗的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也让他的个人声誉一落千丈。面对高岗的背叛，毛主席表现出了深深的厌恶与失望。他曾试图挽救高岗，但高岗的自杀未遂事件，以及后续的一系列行为，彻底让毛主席放弃了这一念头。在毛主席看来，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具备“五不怕”的精神，敢于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而高岗，显然缺乏这种勇气与担当。然而，即便是在高岗去世后，党中央也并未完全抹去他的历史功绩。毛主席和周总理对高岗一家给予了持续的关心与照顾，确保他们的生活无忧。这种宽容与包容，体现了党的宽广胸怀与深厚情谊。高岗的一生，是奋斗与堕落的交织，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他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记录，更是一份深刻的教训。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地位，都应坚守初心，不忘使命，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真正值得铭记的足迹。

1955面开国大授衔，贺晋年因曾与高岗共事，受“高饶事件”的影响，评衔时就被刻意压低为大校。彭德怀打抱不平，主席:最起码他也是个少将吧！建国初期，贺晋年为副兵团级干部，这个级别可评中将，也可评上将，如果从贺晋年还是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这一点来看，他是完全有条件授上将的，至少中将跑不掉。可是因为贺晋年曾和高岗共事，受“高饶事件”的影响，评衔时就被刻意压低了。一开始军委甚至只准备给贺晋年授大校，连少将都不是。彭德怀觉得太过分，就找朱德谈这件事，朱德又找毛泽东，毛泽东表了态：“贺晋年怎么能是大校呢？最起码他也是个少将吧。”这样贺晋年才被授予少将，他也是副兵团级干部中唯一的一名少将。

任弼时、高岗、项英、叶挺、左权、彭雪枫、罗炳辉、朱瑞、陈光、刘志丹、关向应、卢冬生、邓发等13人，如果55年授衔时未牺牲或逝世，按资历、战功、职务，55年授衔时可能授什么军衔？以下列出各人在军中的主要职务。 1.任弼时:红二方面军政委、主任、主任。凭此资历，评元帅绰绰有余，但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任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未再担任军职，可能不会参加授衔。 2.高岗:军政委、军团副政委、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后来担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与彭德怀、林彪并驾齐驱，若非高饶事件，评定元帅绰有余裕。 3.项英:中央苏苏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按此资历，与八路军师长地位相等，授元帅应当不成问题。 4.叶挺: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总指挥、工农红军总司令、新四军军长。如果在解放战争时期独当方面重任，元帅军衔应当不在话下，若出任野战军副职，至少亦授大将军衔。 5.左权:红十五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参谋长、代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指挥部参谋长，按此资历，职务，肯定是大将或上将军衔。 6.彭雪枫:红三军第四师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资历、职务与粟裕、谭震林相等，大将或上将，板上钉钉。 7.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凭此资历，大将或上将之军衔。 8.朱瑞::红三军政治委员、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凭此资历，授予大将或上将，实至名归。 9.刘志丹::陕甘边游击总指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前敌总指挥、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按此资历，授大将或上将绰绰有余。 10.关向应:红三军政委、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八路军一二0师政委。按此资历，职务，足以评定大将或上将。 11.卢冬生:八路军三五八旅旅长、松江军区司令员，按此资历，授上将绝有把握。 12.陈光:红二师师长、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八路军三四三旅旅长、一一五师代师长、六纵司令员、四野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陈光高走低开，但凭红军时期、抗战时期之战功，评定上将当仁不让。 13.邓发；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处处长、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央军委纵队政委、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按此资历，上将军衔应有可能。图片来自网络！ #热点引擎计划##动态连更挑战#

回顾历史，潘汉年作为我党情报战线的重要人物，在情报工作中立下赫赫战功。但为何在晚年却遭到这样的境遇呢？这要从潘汉年与汪精卫的秘密会面说起。早在情报工作时期，潘汉年就因与汪精卫的秘密会面引起关注。这次会面虽然并未透露关键机密，但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言，却是极其敏感的事件。加之高饶事件的影响，潘汉年的隐瞒行为无疑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毛主席对此事非常震怒，因为潘汉年的隐瞒违背了纪律，导致了情报工作的被动。事实上，潘汉年曾多次有机会澄清此事，但他选择了沉默。这让毛主席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失望和寒心。尤其是在延安时期和饶漱石不和的背景下，潘汉年的选择更加令人费解。对此，潘汉年后来的解释是出于对报复的担忧和对局势的误判。但无论如何，错过这些坦白机会使得潘汉年的处境愈发艰难。对于革命事业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对于潘汉年个人而言，这一决定或许让他抱憾终身。我们不知道他在余生是否后悔没有及时汇报与汪精卫的会面之事，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潘汉年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尽管晚年潘汉年被安置在农场生活，但自由有限。然而，他在那里得以与家人团聚，并有机会与老战友交流。尽管他在晚年因病去世五年后，名誉才得以恢复，但他的历史贡献却永载史册。我们可以对潘汉年的遭遇进行反思和探讨，但不能否认他的忠诚和对国家的贡献。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1966 年之后，饶漱石的妻子陆璀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八年时光。直至 1978 年，陆璀重获自由并开始重新投入工作，担任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一职，直到 1994 年才正式退休。在一个秋日的午后，陆璀于家中提笔给老朋友写信，回忆往昔岁月。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作为饶漱石的家属，陆璀也未能幸免被抓捕入狱。在狱中那些年，陆璀历经种种，然而她始终坚信美好的日子终会到来。陆璀在信中提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她积极投身于妇女解放事业，认为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未曾想到后来因高饶事件，自己被抓捕且与饶漱石离了婚。所幸后来遇到朱子奇，生活才逐渐重回正轨。信里，陆璀还回忆起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她与饶漱石四处宣传抗日，有时在国外进行演讲，赢得了众多支持。而在 1935 年，她作为学生领袖，参与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组织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那时的大家充满激情。写到此处，陆璀深感自己虽历经诸多艰难险阻，但初心从未改变，始终在为国家的发展而努力奋斗。文革结束后，1978 年陆璀从秦城出狱，再次开启新的工作征程。她在对外友好协会做出诸多贡献，频繁出国访问，与国外友人交流，宣传改革开放的优良政策。后来陆璀退休了，却依然心系妇女儿童之事，有时还会参与慈善活动，帮助贫困孩子上学。直至她去世，人们都在深切缅怀她，称她为那个时代的巾帼英雄，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66年起，饶漱石的妻子陆璀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八年时光。直至1978年，陆璀得以重获自由并重新投入工作，担任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一职，直到1994年才正式退休。在一个秋日的午后，陆璀于家中给老朋友写信，回忆起往昔岁月。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饶漱石的家属，陆璀也未能幸免被抓捕入狱。在狱中那些年，陆璀历经了种种磨难，但她始终坚信终有一日情况会好转。陆璀在信中提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她积极投身于妇女解放事业，认为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然而未曾料到，后来因高饶事件，自己被抓捕，还与饶漱石离了婚。所幸后来遇到了朱子奇，生活才逐渐重回正轨。信里，陆璀还回忆起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她与饶漱石四处宣传抗日，有时在国外进行演讲，赢得了众多支持。还有在1935年，她作为学生领袖，参与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组织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那个时候大家都充满激情。写到此处，陆璀深感自己虽历经诸多艰难困苦，但初心始终未改，一直都在为国家的发展而努力奋斗。等文革结束，1978年陆璀从秦城出狱后，又开启了新的工作篇章。她在对外友好协会做出了诸多贡献，时常出国访问，与国外友人交流，积极宣传改革开放的良好政策。后来陆璀退休了，但她依然心系妇女儿童之事，有时还会参与慈善活动，帮助贫困孩子上学。直至她去世，人们都在纪念她，称她为那个时代的巾帼英雄，她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需强调的是，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应依据权威史料进行准确认知和研究。同时，若素材存在侵权问题应及时予以处理。#寻找热爱表达的你# #我要上热门#

1955年，我党情报战线“大将”潘汉年，在上海被罗瑞卿秘密逮捕。此后22年，这位为党的情报工作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同志，一直被关押，后来，甚至被永远开除党籍。了解潘汉年被逮捕这件事具体内情后，陈毅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糊涂，汉年同志糊涂啊！” 潘汉年和汪精卫秘密会面潘汉年之所以在1955年会被抓捕，这一切还得从1939年开始说起。 1939年秋，汪精卫麾下的特务头子李士群，通过一些渠道，主动向潘汉年表示，希望能够和我党合作。实际上，对于李士群这样的败类而言，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忠诚，没有民族概念可言，他们之所以和潘汉年联系，只是想左右逢源，或者说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为了获取更加准确更多的情报，经党组织批准，潘汉年很快和李士群建立了“秘密联系通道”。 1943年，在华东局指示下，潘汉年前往上海收集情报，在李士群阴谋套路下，潘汉年见到了汪精卫。事实上，李士群此举，更多的是将潘汉年当作自己和周佛海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李士群是想让汪精卫看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根据《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记载，潘汉年和汪精卫这次见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东西，汪精卫虽然提出希望我党参与到联合政府当中，可潘汉年马上就拒绝了。实事求是地说，这次见面，潘汉年并没有出卖党的任何机密和利益，对党，潘汉年是绝对忠诚的。此后十二年时间，潘汉年一直为党的事业奋斗着，出于种种原因考虑，和汪精卫会面这件事，潘汉年一直没有和组织交代。毛主席下令逮捕潘汉年 1955年，中央召开了高岗、饶漱石事件相关处理会议。高饶事件，潘汉年虽然没有参与，但作为上海副市长，和饶漱石这个上海一把手，工作上是肯定存在关联的，意识到事情严重性，潘汉年思来想去，还是向陈毅和盘托出，当年和汪精卫见面的事宜。陈毅听后，顿时脸色大变，陈毅连说潘汉年糊涂，在陈毅提醒下，潘汉年将当年事情经过，实事求是地写成了材料，上交给中央。鉴于事情重大，陈毅第二天就拿着潘汉年材料，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完材料，顿时愤怒无比地重重拍了一下办公桌道：“此人不可用，如此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及时报告组织呢？1945年在延安，他怎么不给我坦白呢？” 这件事政治性质实在太过严重，陈毅只能说道：“主席，不管怎么样，潘汉年同志对于党是忠诚的。” 毛主席脸色非常难看，没有说话。根据杨尚昆同志撰写的一篇文章记载，对于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事情，毛主席是非常震怒的，不是震怒他们的见面，毕竟做情报工作的，和敌人见面，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潘汉年隐瞒十二年不向组织汇报，这件事情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要是大家都如此违反党的纪律，党的工作如何进行。这篇文章写到，毛主席很快指示公安部，在4月3日逮捕潘汉年。 1955年4月3日晚八时，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带人亲自抓捕，不久，潘汉年被押送到功德林监狱。毛主席之所以下令抓捕潘汉年，对他如此寒心，这是因为，潘汉年至少错过了两次坦白机会，如果潘汉年抓住了这两次坦白机会，虽说潘汉年会遭受党内批评，可毛主席绝不会下令抓捕他。 1943年，潘汉年和汪精卫秘密见面后，也许是李士群故意透露的，也许是汪精卫故意散布的，也许是军统潜伏特工所为，国民党方面很快打听到这次会面。于是，国民党方面大肆报道这次事件，国民党甚至污蔑我党是假抗日，真投降。这件事，让民众对我党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也让我党在舆论上非常不利。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中央肯定是会调查的。当时，负责社会部工作的康生，亲自找到潘汉年了解情况，对此，潘汉年直接否认没有此事。毛主席得到潘汉年回复后，对潘汉年非常信任的毛主席，立即发电华东局告知，潘汉年和汪精卫会面，完全是反动派无中生有，是谣言。 1955年，毛主席对潘汉年之所以如此寒心，这和潘汉年辜负了毛主席信任，也是存在关系的。这是潘汉年错过的第一次坦白机会。 1945年，潘汉年前往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这一次见面，是二人单独见面，潘汉年完全可以向毛主席坦白，可潘汉年还是没有。潘汉年后来曾说，当年之所以不将和汪精卫会面事情说出来，是因为他和饶漱石不和，怕饶漱石趁机打击报复，那么，延安这次见面，潘汉年是完全可以和毛主席坦白的，也可以很好的规避饶漱石这个因素。这是潘汉年错过的第二个坦白机会。事实上，在1943年潘汉年和汪精卫会面之后不久，潘汉年还有一次坦白机会。 1943年4月，这次秘密会面后，潘汉年向饶漱石详细汇报了日军扫荡计划，可对于这次会面，潘汉年没有透露一丝一毫信息。试想一下，饶漱石纵然和潘汉年有矛盾，可是这么大的事情，饶漱石根本不敢乱下决定，最终还得是中央做决定。只要及时汇报，中央是一定不会对潘汉年怎么样的。潘汉年被逮捕多年后，中央考虑到潘汉年对我党的历史功绩，最后，中央将潘汉年安置在一处农场里。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已经无力回天，企图以和谈来拖延时间。中央对于国民党的企图早已经有所估计，因此在准备和谈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渡江作战的准备。在南方各大城市中，接管上海是最重要，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因此在淮海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就已经召集华东局的领导讨论过这一问题，决定调集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协助陈毅完成接管上海的工作。当时身在香港的潘汉年就是这批领导干部其中之一，一方面是因为潘汉年过去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对上海的情况熟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潘汉年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行家里手，在党内外都很有名气。随着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势如破竹攻克南京，进而解放上海的作战时间也被大大提前。中央立刻电令潘汉年赶到北平，准备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潘汉年来不及带着家人一起同行，只身登上了挂有巴拿马国旗的货船。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后，潘汉年抵达了天津，转乘火车赶往北平。到达北平的当晚，潘汉年就去拜访了自己的直接领导李克农，之后的几天时间里，潘汉年又受到了朱德、周总理和毛主席的相继接见。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的第四天，潘汉年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前往丹阳向华东局报告，跟随部队进入上海。由于铁路刚修复不久，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足足走了一个星期才抵达丹阳。丹阳虽然是一座小城，但此刻却是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指挥部的驻地，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穿着干部服和军服的人。潘汉年刚一出车站，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华东局情报负责人扬帆。说起潘汉年和扬帆的相识，还得从五年多以前说起。当时延安正在搞整风运动，扬帆受人牵连被指责为政治上有问题，刚刚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的潘汉年看过扬帆的材料后，产生了怀疑。几次接触下来，潘汉年感到扬帆的陈述并无明显错误，愈发认为扬帆是无辜的，想尽办法为扬帆摆脱嫌疑。在扬帆被关押了10个月之后，在中央的干预下，扬帆的案件终于被纠正了。这一次戏剧性的相识，让潘汉年和扬帆成了挚友，后来扬帆一直在华中局工作，而潘汉年在参加七大之后，就辗转各地领导统战工作，两人自此天各一方，没想到历史的机遇又让他们再度相见。就这样，潘汉年和扬帆跟随华东局到了上海，潘汉年担任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主持日常工作，而扬帆则出任公安局副局长，两位在特殊条件下相识的知己又开始并肩作战。上海刚刚解放之际，国民党留下了一大批特务，分散在各个系统之中，同时又不断从其他地方派遣特务进入上海。潘汉年和扬帆都是多年的老情报工作者，共同精心策划了一个又一个的战役，对敌特给予了重大打击。尤其在特务暗杀陈毅的案件上，潘汉年和扬帆更是大胆利用特务主动出击，一举将8名特务抓获，保护了陈毅市长等人。但随着潘汉年和扬帆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之际，一场灾难正在悄悄降临在他们头上。 1950年冬天，有人向中央反映，上海公安机关的工作中，存在特情人员叛变的隐患。华东局和上海公安局随即展开检查，扬帆作为肃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承认了工作中存在控制不力的失误。原本这一问题还被划归在工作性质错误的范畴，但随着“高饶事件”的发生，扬帆被牵扯其中，在1955年元旦前夜被带到北京接受审查。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扬帆被隔离审查三个月之后，潘汉年主动承认在抗战时期，自己曾私下会见汪精卫但没有向中央报告的事情，结果遭到逮捕，而扬帆也被牵扯其中，从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逮捕。自从扬帆被带走之后，家中就发生了巨大的变故，先是父亲脑溢血病逝，继而姐姐因肝硬化去世，而扬帆的母亲由于丈夫和女儿的相继去世，再加上儿子杳无音信，不久也郁郁而终。但厄运并没有就此结束。随着政治形势的愈发紧张，扬帆的妻子和孩子们被扣上了“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不但妻子离开了工作岗位，孩子们也不能正常读书工作。为了妻子和孩子们的前途，扬帆深思熟虑之后，给组织上写了一封信，要求和妻子离婚。不久，组织上出面给扬帆夫妇办理了离婚手续。虽然婚已经离了，但扬帆妻子一刻都没有忘记扬帆，每年都要给公安部写信打听扬帆的消息，但每年都没有回音。就这样一直等到了1974年，在扬帆失去下落近20年后，三女儿带回来一个不太确定的消息： “湖北某个农场有个疯老头，自称是上海公安局局长扬帆……” 得知这个消息后，扬帆妻子立刻安排孩子们给中央的几个部门写信，结果上海市公安局的两位同志率先找上了扬帆的二女儿，责问她为什么写信，将她狠狠教训了一顿。 “至少能确定你父亲还活着。”扬帆妻子听说此事后，高兴地说道。 1976年政治风暴结束后，扬帆妻子又开始想办法打听扬帆的消息。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扬帆妻子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很快就得到了回应，让她去湖北某农场看望扬帆。 1978年，扬帆妻子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了湖北。当见到扬帆的时候，眼前这个头发花白，身形瘦削的人，早已经不是扬帆妻子记忆中的样子。更让扬帆妻子心酸的是，无论自己和孩子如何呼唤扬帆，扬帆都不答应，口中还喃喃道： “你们都是假的，你们走吧。” 长期的监狱生活，给扬帆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再加上多年的情报工作，让扬帆对于任何人都不信任。扬帆妻子在湖北待了一个星期之后，见和扬帆的关系毫无进展，便决定先回上海。回到上海之后，扬帆妻子通过各种途径，要求将扬帆接到上海治疗，很快中央同意了扬帆妻子的请求。到了上海之后，扬帆住进了华东医院，尽管“反革命”和“内奸”的事情还没有说清楚，但不少老同志还是毫不避嫌地赶来探望。同志之间的温暖，让扬帆的病情进一步稳定，但对于家人还是始终不肯承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扬帆妻子让几个女儿扮演护士，整天围绕在扬帆身边，以此建立感情。这个办法的确奏效，扬帆很快承认了女儿，但就是不肯承认妻子。扬帆出院之后，就由妻子照顾生活，两人虽同住一个房间，却一人睡一张床，妻子就像保姆一样照顾扬帆，但扬帆却从来不和妻子说话。有一次，陈丕显到上海看望扬帆，问他为什么还不认妻子。当时扬帆没有说话，但几天之后，扬帆却主动开口让妻子给自己倒杯茶。妻子对于这一转变难以置信，但扬帆却解释说，是北京来电告诉他妻子是真的。谁也不知道扬帆的这一说法是幻听还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总之之后夫妻二人的关系彻底转变了过来。 1982年，中央为扬帆正式恢复名誉，扬帆25年的沉冤终于昭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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